前两种境界的译者都体现出把自己的主体性置于原作者主体性之上的趋势，而后一种译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平等。同时，是否要把艺术品放在科学理性的手术台上，也成为文学翻译应该关注的问题。在凝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时，是把这幅画还原为线条与光影的质料，还是单纯地欣赏它的美，精神上得到愉悦与升华。如果承认文学翻译的过程是审美的过程，那么第一种和第二种审美境界的译作与原作是有隔膜的，而第三种审美境界观照下的译作与原作是“不隔”的。
四、 旧论重提：译者主体性
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有本著作叫作《译者的隐身》，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翻译中译者以归化的方法掩饰掉原文的异国情调，使得译文读起来非常通顺，不像是译作而像是用该国的语言直接写作的文章一样。事实上，所谓译者隐身与否只是相对于译者选择归化法还是异化法，是对同一作品选择不同方法翻译结果的假设。在翻译实践中，对同一原本的多个不同译本的横向比较就会发现，译本绝对会留下译者的印记。每位译者都在翻译中体现了自己的偏好和某种预设性理解。换句话说，译本展现了译者对原文的某种“期待视野”。翻译文本实际上是一种证据，昭示着译者是一种“潜在的读者”，这样的读者不一定是作者理想中的读者，而是有“成心”（庄子语，即心怀成见的）的读者。译者往往是带着自己的“前见”（海德格尔语，即先入之见）走向原文的。译者是特殊的读者，译本中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他的某种独特的审美感受，在原作的诸味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加上了他的某种“味”。译者是可见的，郑海凌称之为“译者的形象”，是“译者‘自我’在译文中的显现。……译者的形象发乎于译者之心，以译语的修辞特色形之于外，是一种独立于原作以外的东西”。[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