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传奇超常的人物形象是东北作家群笔下带有浪漫主义因素的理想性格
从总的倾向看，东北作家群是属于现实主义创作流派。然而以下诸因素又为其创作染上了积极浪漫主义色彩。
1.时代因素：勃兰兑斯在谈到一位作家时说：“他的时代却有一种看不见的精神力量，迫使他作为一个作家接受浪漫主义的理论，并按照浪漫主义的手法写作。”他又说：“共同的民族厄运更使人产生一种浪漫的倾向。”“引出一种特殊的政治浪漫主义。”[7]东北作家群亦如此。故乡沦陷、日寇猖獗，他们“略地、奸淫、抢劫、焚烧和屠杀，把亡国危险最后地加在中国人身上”[8]“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9]，在这样一种中华民族命运攸关之时，这群将国难、民忧、乡恨、家仇集于一身的东北作家，在“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这一时代精神力量的感召下，将满腔热血凝聚笔端，为配合抗战产生了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浪漫主义文学。
2.生活因素：东北作家除了端木蕻良、李辉英、穆木天而外，大多数都生长在贫寒或较贫困的家境中，其中萧红、舒群、罗烽从童年时代就命运多舛。长大成人后，这些东北作家又无一例外地蒙受了“九一八”灾难。端木蕻良参加救亡活动被学校开除，后来又险些落入国民党的手中；舒群、罗烽、萧军、金人、塞克等有过坐牢的遭遇；萧红当时则是国难和己难兼于一身，其情景更是惨不可言。可见东北作家群产生和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坷坎的个人生活经历，不仅构成了他们丰富的创作素材，还渐渐培养起他们对待不幸命运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忍不拔的英雄主义气质，为东北作家群浪漫主义创作因素产生奠定了必要的生活积累和心理准备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