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史》的其余5卷则脱离按季节为经的叙述顺序，跳过近4年的间隔，直接进入斯巴达与波斯争夺小亚细亚的战争，希腊城邦之间的科林斯战争和斯巴达与底比斯争霸的战争。色诺芬作为斯巴达军的一员，同样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为后人认识古典时代后期的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但色诺芬的史才和史德都不及他的前辈。他对整个希腊史的描写局限于他的亲历记，没有像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样长时间的、广泛地收集史料，主要依赖自己的经验。由于他对斯巴达国王阿哥西劳和斯巴达充满敬意，他对同时代的不少重大事件，特别是对斯巴达不利的事件或者从斯巴达立场加以解释，或者有意缄默不语。如雅典第二次海上同盟的建立，雅典海军痛击斯巴达舰队，底比斯彻底粉碎斯巴达霸权，甚至废除斯巴达人在大约三个世纪里赖以为生的希洛特耕奴制都在他的书中只字未提。正是底比斯的崛起，攻入斯巴达腹地，才导致色诺芬被迫离开他的栖身之地斯基鲁斯的地产，移居到科林斯。这种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做法代表着一种与单纯求真求实的希腊史学原则相悖的写作方向，标志希腊史学追求的复杂化和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