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评论，强调了中国古代史家十分重视历史资料，而在运用历史资料叙述历史真相的同时，并非没有自己的历史观念、历史思想，即作者所说的“史义”。作者举出马、班为例，是有说服力的。我们只要读一读《太史公自序》，以及“十表”、“八书”和诸类传的序，并真正读懂它们，恐怕就不会轻言中国史家没有历史解释、历史思想了。
又如作者在谈到“天道色彩”和“理性主义”时写道：
西方史学中天道色彩极浓厚，欧洲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其解释历史变化，皆归之于天道；希腊罗马的史家，都仅知道一个命运（fate）哲学；基督教早期领袖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在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一书中，谓历史决定性的事件，是基督的生命，人类全部发展须由宗教思想来决定。以后中世纪宗教史家受其影响，虔诚的相信人类历史操纵于上帝不可思议的手中；下逮近代，重语文考证的兰克，心目中仍有一上帝存在，汤恩比解释历史到不能解释时，便托出上帝来以作缓冲。西方科学史学的狂潮，不能澄清西方史学中的天道。即西方史家所谈的历史定律，似乎也是天道的另一面目。
中国史学则不然，古代中国史家，言人事兼言天道，后来渐渐发展，史家天道观念日趋淡薄，专以记人事为职责，理性主义于是在中国史学中特别发达，西方史学中诡奇之说，惊人之论，如因果律，如进化论，如文化没落论，在中国史学中，皆不见影踪。[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