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龚希台的《古玉考》一文，葛维汉的报告发表后，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更为广泛、热切的瞩目。因为这是历史上首次将广汉月亮湾作为一处古代文化遗址进行命名和剖析，并较详细地论述了出土器物与这一遗址内在的文化联系，揭示了掩埋者的意图和秘密，将隐匿于历史深处虚无缥缈的古蜀文明掀开了沉重的一角。这一角虽锈迹斑斑、雾气昭昭，但毕竟在万重关山中打开了通往古蜀王国的一条小小的隧道，从而出现了“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的可喜局面。虽离进入令人心驰神往的“桃花源”还有艰巨漫长的一段路程，但毕竟显现了希望的曙光，这曙光或许在不远的未来必将照耀出一段历史的大世界、大辉煌来。由此，当广汉发掘的消息传到日本后，使在革命低潮时期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兴奋不已。很快，林名均和葛维汉收到了郭沫若的来信，要求赠与广汉发掘的全部照片和器物图形以先睹为快。林、葛二人此前与郭沫若友善，接信后一一照办，很快将资料由海路寄往日本东京。郭收到后，于1934年7月9日回信向林名均、葛维汉表示谢忱，并畅谈他对“汉州遗址”的看法，行文中充满了对哺育他成长的故乡山水的深切眷恋，同时也看得出他当时那跃跃欲试而又无可奈何的两难之情。其言曰：